【摘要】尽管中尼两国有着不同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但其内在价值的一致性为两个民族文化与习俗的认同奠定了基础。通过平等与互惠的交往，不断强化两国的价值认同，进一步增加两国交往范围、交往内容、交往频率，有助于推动构建中尼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 价值认同 中国 尼泊尔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丝绸之路是贸易通途，更是文化交流之路。中尼两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中尼文化在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这为新时代两国增进友谊、深化互信，提供了思想基础与实践动力。
中尼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信仰与价值观的不同上
尼泊尔人都有明确的宗教归宿，尽管宗教较多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但唯有印度教属于尼泊尔国教，信教人口占尼泊尔总人口80%以上。而在中国，除了少数人具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外，绝大多数人都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例如，在价值观念上，印度教与佛教都追求灵魂超度与接近神灵，而这一目标主要通过各种有组织的神灵庆典活动得以实现。活动就要有场所，仅加德满都地区就有八千多座神庙，至今在老城区仍可看到“三步一神，五步一庙”的宗教文化景观。不仅如此，因为人生目标是对“神”的追求，拜神与敬神活动便成为日常生活的首要内容。该地区一年四季大小神庙里川流不息的“晨拜”成为尼泊尔独特的宗教习俗。相比之下，儒家文化圈则更侧重于日常生活与现世价值，相对于“神事”而言，更注重“人事”。大多数中国人一般只有在传统节气时才到庙宇祭拜神灵。
信仰的差异使中尼两个国家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同。中国人更注重理性思维而尼泊尔人更偏重于感性思维。在尼泊尔人的心中神是第一位的，是衡量万事万物的首要尺度，也是教徒思想与情感的最终归宿。每个人的名字都来自于宗教经典，都与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时间观念上，尼泊尔人更倾向于“片”而不是“点”，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人认为他们“不守时”的原因。在行为方式上，尼泊尔人倾向于内化于心灵的教规或戒律来约束行为，而中国人对日常行为的规范更多依赖于法律制度与道德伦理。在婚姻习俗上，与中国人以政府民政部门作为婚姻登记机关不同，尼泊尔人结婚首先是要获得神的许可和证明，并在神庙里举行婚礼仪式与婚宴。总之，在尼泊尔，人的一切活动都与神有关，都离不开神的庇护。
中尼文化都强调人生于自然、长于自然最后又回归自然的人生真谛
首先是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中尼文化都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目标。无论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强调人的自觉自律和自我实现。儒家作为“入世”文化，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要坚持“仁义礼智信”；道家是“出世”文化，探求人与自然如何实现和谐相处；佛教追求人的自我“觉醒”，探求人的终极价值与心灵和谐；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同样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尼泊尔国教的印度教集宗教与社会生活于一体，同样具有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尼泊尔著名的种姓制度来自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专业化，类似于我国儒家的“士、农、工、商”职业分工。尽管有其“不平等”之处，但其出发点均立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并由此创立了各具特色的人生哲学。与我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印度教将人生分为四个阶段：梵行期、居家期、林栖期、遁世期。所不同的是，儒家人生目标是奉献社会，而印度教则以个体超脱为归宿。
其次是价值目标的相通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核心是其价值目标的超越性，即超越个体、组织、民族与国家，甚至地球村之上的终极关怀。中尼文化有殊途同归之本质，即均以自然实体为终极价值关怀。我国传统文化将自然视为“天”，将宇宙运行规律称为“天道”，强调“人道”服从“天道”，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即从自然规律出发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尼泊尔文化则从神灵信仰出发，视“梵”为宇宙最高实体，并将其拟人化为三大主神：创世神“梵天”、保护神“毗湿奴”和破坏神“湿婆”予以崇拜。 在尼泊尔人看来“神道”同“人道”，且“人道”服从“神道”。强调追求“人神合一”、“梵我一如”。因此，与中国文化一样，尼泊尔文化同样强调人生于自然、长于自然最后又回归自然的人生真谛。这是中尼两国价值认同的根本基础。
最后是价值主体的相似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同民族与国家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自愿形成的共同体。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是相同价值追求下的独立主体。中尼两国都是多元文化民族，均具有多元文化国家所应有的开放性与宽容性。中国传统文化集儒释道为一体形成“三教合一”的特色文化，近现代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市场文化，正是这种不断自我完善，才形成当代兼具中西文化优势的、以国际视野和天下情怀为特征的中国特色文化；尼泊尔民族的主流信仰印度教的“多神论”特征造就了其容忍、接纳并与其他宗教和谐相处的民族性格。现实中，尼泊尔人民不仅与其他宗教和谐相处，而且还积极参与相关活动。
中尼文化在价值内涵上的一致性为两国价值认同奠定了基础
从释迦牟尼来华传教至今，中尼两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但时至今日两国仍然保持着以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为鲜明特征的不同价值追求。因此，中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必须从价值认同出发，找出制约价值认同的根源。
就方法论而言，海德格尔存在论中所使用的想象学和解释学方法有助于打破这种价值认同障碍。他认为，只是因为我们沉沦在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中才无法直面这个“世界”。这就是说，要直面空间本身，我们就必须把“生计”空间中的东西“悬置”起来。一旦空间中的东西被“悬置”，空间本身就在我们的思想中显示出来。文化差异同样如此，过去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中尼交流不便，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空间，所见所闻都逃不出各自狭小的文化圈子，自然也无法发现对方文化的价值，故而才有价值认同障碍。近年来，随着中尼两国交往增多，相互间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价值认同也逐步扩大。可见，悬置日常琐事，才能发现两国间的共通性价值。
就价值内涵而言，中尼命运共同体建设要求双方强化价值一致性，包括：第一，价值取向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至上性。相对于人的个体，更看重群体和整体的发展。既要注重现实发展，更强调可持续发展；第二，价值主体上强调多主体性。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均作为主体参与共同体建设，既注重成员个体价值，更看重人类共同价值；第三，价值目标上的超越性。无论中国“天人合一”还是尼泊尔的“梵我一如”都是对当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普世价值的超越；第四，价值结构关系上的利益相关性。经济全球化已经将各个民族的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命运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内在逻辑是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利益共享、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第五，价值行为上的共同特征。表现为行为主体应具有国际视野，遵守共同体规范，自觉自愿包容其他成员。总之，中尼两国只有不断增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增进价值共识、战略互信，两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才将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分别为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河北经贸大学社会管理德治与法治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注：本文系河北经贸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项目（课题编号：2018NZ04）成果】
【参考文献】
①思竹：《走向跨文化解释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5期。
②楼宇烈：《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金融博览》，2016年第6期。
③[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